李咏因癌症去世！推荐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文章：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的我为何依然健康？

央视前著名主持人李咏先生因患癌症治疗无效，去世了，年仅50岁！

李咏妻子哈文的微博。

“在美国，经过17个月的抗癌治疗，2018年10月25日凌晨5点20分，永失我爱…… ”李咏妻子哈文@法图麦的妈妈 在微博发文宣布李咏去世。

李咏1968年生于新疆，1991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，进入中央电视台。历任《幸运52》、《非常6+1》、《咏乐会》等节目主持人，《梦想中国》大型电视选秀活动总策划兼主持人。

李咏在接受《新周刊》采访时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人生：“人直到入土为安那一天，都在走台阶。跟登黄山一样，登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云，到一定高度的时候，旁边有人提醒你回头看一下，云就在眼前。”

2017年11月23日，李咏在感恩节发布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条微博，他感谢妻女及所有人。哈文还在下方留言：“感恩节快乐。”

消息来得很突然。斯人已去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要保护好自己身体，健康是无价的那些话，网上这类的鸡汤文已经很多。

今天只推荐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先生的抗癌感悟《2007年癌症晚期，医生说活不过3个月，我为何现在依然健康？》，但愿对正患癌的朋友能有所借鉴。

特别说明，本文仅供参考，因为仅仅是个案。

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，现在癌症患者却很多，又是绝症，且因现在普遍存在过度医疗现象，很多癌症患者成了钱袋子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所以，人一旦患了癌症，一个家庭基本被掏空，最后癌症患者去世。这确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又因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例子，所以看到此文很有感触，特作推荐。

△ 凌志军

2007年，他被诊断为“肺癌晚期”，且转移到了颅内。

当时多数医生认为是恶性肿瘤，不立即手术会贻误“最佳治疗时机”时，他决定静养；

当肺内阴影变小被多数医生认为无关紧要时，他决定接受病灶切除手术。

两次他都“赌”对了。

他就是凌志军，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、作家。作为时政记者，他曾记录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风云变迁。

当初医生认为他“活不过三个月”，但如今他却走上了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，现如今依然非常健康。

本文就根据其《重生手记》以及其接受媒体公开采访的内容，总结出其患癌后的8大感悟，可以说字字如金。

很多人不是死于肿瘤
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和恐惧

“癌症只是一种慢性病”。

著名肿瘤临床专家何裕民，颠覆了中国人“癌症是绝症”的惯性思维，他说：

很多肿瘤患者不是死于肿瘤，而是死于对肿瘤的无知、高度恐惧以及恐惧本身带来的盲目应对。

应该理性对待、善用智慧以合理防治。

凌志军认为：我国癌症治疗体系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，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也存在致命的偏差。

我们恐惧，是因为我们无知。我们不了解癌症，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，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。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肌体，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，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，不知道那些所谓“特效药”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。

只要我们不恐惧，不盲从，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，我们就已经有66%的机会远离死神。

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，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。

没想到做癌症病人那么没尊严

2007年2月，凌志军被诊断“肺癌、脑转移”的概率为98%，即“肺癌晚期”。

北京、上海两地名医会诊，几乎一边倒地判定他活不过3个月。

在治疗期间，凌志军发现，病人们花了钱、排了长队、内心所期待和倚重的一流医院的“特级专家会诊”，才不足三分钟。

医生的一句“你等着吧”的“诊断”几乎就是一纸死亡判决书。

手术、化疗等高科技治疗和开“天价特效药”，是不同医生的相同手段。而忧心忡忡、愁眉苦脸、排队就医甚至倾家荡产的那个弱势群体，就是中国癌症患者的群像。

我们要用脑子救命
而不是用腰包救命

北京、上海的专家们陈述的治疗程序是：

开颅手术、化疗、放疗；观察肺部病灶，准备第二次手术，打开胸膛，切除肺叶；继续化疗，放疗……

因为开颅也不能保证痊愈，凌志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先观察一阵。

两星期之后，医生的说法是脑部的肿瘤“应该是没有长大”！

凌志军倾听自己身体所发出的信号是，头痛、眩晕、视觉模糊、眼球震颤等症状并没有更严重。

他感悟：对病人而言，要用我们的脑子救命，而不是用腰包救命。

但是，他并非一味排斥手术，在可信的医生，胸科影像学专家石木兰确认肺部的癌症，并建议他做手术开胸之后，他立即按照石木兰的推荐，选择医生为自己主刀。

肺部的恶性肿瘤被切除之后，他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家里。他拒绝了化疗，因为化疗仅仅“将治愈率从60%提高到62%”，同时拒绝了很多昂贵的“特效药”。

他查阅了很多资讯，确认中国有很多癌症患者被过度治疗。他的一个朋友，身体棒，腰包鼓，结果从发病到治疗仅三个多月就去世了。

他决定，做一个聪明的患者，相信自己身体的力量而不是医生和药物，开始自我恢复。

把性命托付给自己
找到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

出院时，凌志军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。

凌志军的经验是：他把性命托付给自己，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康复之路。

他曾在一种“末日心态”笼罩之下，但也在不经意之间走上康复之路——他每天步行5公里。

8000公里，就是他5年走过的路程，相当于从北京到拉萨一个来回。

现在的凌志军好似一个得道的智者，乐山乐水乐于助人，喜欢摄影，发现并捕捉光影世界中的美感，喜欢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和人生。

他的妻子也说：爱情、亲情和友情的力量，会让我们的生命出现奇迹。即使它无法起死回生，仍可以让我们超越肉体的痛苦，达到心灵的安宁。

著名作家、心理医生毕淑敏说：“他不但奇迹般地把病治好了，整个人生都上了一个新境界。”

向死而生
把身体交给自然

从饮食和起居习惯开始，凌志军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，他不再忙碌。

对他来说，“时间不再是金钱，不再是完成工作进度的承载体，它不过是我告别死神走向康复的桥梁。”

他更多的时间是在户外度过，在湖边踏青，在林间漫步，在阳台听音乐闭目养神，眺望远山近水和蓝天白云。他享受阳光，也享受风雨雪雾。

每天，他重视的五件事是：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。

在吃的方面，要足够杂，足够粗，足够素，足够天然；他每天要喝2400毫升水；让自己的排泄每天都有规律，同时观察大小便的颜色和多少，间隔时间；每天的睡眠不低于8小时。

春秋季节，盛夏9点之前和下午5点之后，他会来到户外，裸露50%的皮肤晒太阳，就算不能补充维生素D，“我的生命再次被阳光照亮，生机和活力不知不觉重新回到我的身上。”

他还去一些气候和空气好的地方疗养。去苏州的第二天，开胸手术后的正常反应胸闷和咳嗽就减轻了，五个月后咳嗽就好了。

他还去了深圳东郊隐居，或漫步海边，或在山间拾级而上。

他终于又回到了滑雪场，重温了这种野性和富有刺激性的运动。

当晚，他给关心他的朋友发出一条短信：“号外：凌志军重返滑雪场。”

2012年3月15日，经过新一轮的复查，凌志军颅内病灶几乎完全消失，肺部和腹部未见新的异常。

医生对他说，“不要再把自己当作病人啦！”

中国有八成癌症患者被“过度治疗”

在治疗期间，他处处发挥自己的记者本能，细心观察自身所处的医疗环境，悉心搜集资料，对中国癌症治疗现状有很多惊人的发现。

当今社会医患关系紧张，医生误诊错诊，病人伤害医生的事件时有发生，医疗领地上的“割据”与“门户”让人很是无奈。

这些现象及其根源在本书中都有体现。

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：

全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数是200万，有80%的癌症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“过度治疗”。90%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，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%。

“这些数字令我震惊，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，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。

看起来，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，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，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。

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：医学越是发达，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，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。”

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，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，三分之一是治死的，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。

如果你一定要问我，有没有一些可以让癌症患者共同遵循的东西，那么我会说，有。的确，有一些事对所有病人都是相通的——

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坚强，去接受那些应当接受的治疗。

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，去拒绝那些不应当接受的治疗。

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，去分清楚哪些是应当接受的、哪些是不应当接受的。

我们都需要知道，什么时候该从容地迎接死神降临，什么时候该坚定地寻找康复之路。因此，做一个聪明的病人，远比做一个听话的病人更重要。

不能盲目
你要会辨别哪些医生值得信任

凌志军说，病人通常有两种心理：

第一，我不懂医，不听医生听谁的；

第二，医生都是错的，不能听医生的。

我想这两种心理都有问题，都会导致自己犯错误。

我自己的感受是看病是一件很受罪的事情，去看病常常是很难受的事情——不是疾病带来的难受，而是看病的过程当中种种的问题。

的确有一些医生不怎么样，医生也会犯错误，我遇到好几次，所以对医生的话不能盲目。

但是，也的确有好医生，医术高明，道德水准也很高，这样的医生不难找到，我就碰到好几位。

癌症患者对医生的选择非常重要，其实我从医生那里学到了很多，医生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而且给了我很多这方面的知识，引导着我的康复之路，甚至他们的错误也让我学到很多。

还有，犯了错误的医生不一定不是好医生。

实际上，那些有热情有办法去发现新证据，并且根据新证据迅速修正自己错误的医生，更值得信赖。

作为病人，我们不懂医
但我们应当懂人

作为病人，我们不懂医，但我们应当懂人，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医生是可信的，什么样的医生是靠不住的。

如果既不懂医又不懂人，那就很容易盲从，而盲从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最重要的原因。

我做了30多年记者，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，的确养成了观察人，识别人的习惯，也有一些经验。这能够帮助我寻找那些值得信赖的好医生。

除了记者经验之外，我想还有别的，比如冷静，比如动脑子，甚至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会发生作用。

举个例子，我非常信奉诚信，甚至有些偏执。如果发现一个人说了一句假话，我就会对他的所有言行产生疑问。所以，我在和医生的接触中，特别注意他说话的可信度。一旦发现他在自吹自擂，我就不会再去看他。

就是因为这个理由，我拒绝了不少医生和他们的所谓“特效药”。

这也许会让我失去一些治疗的机会，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自己犯错误。

最后，相比国外医生，大多数国内医生并不大看重病人的症状变化，“都有过分依赖现代扫描仪器和黑白影像胶片的倾向，漠视病人的直觉和陈述。

凌志军说：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我，在美国，医生不仅仅依据影像诊断，还充分考虑病人的症状，认真倾听病人的感受。而对于中国式专家门诊，这一点很难做到。

一个简单的事实是，人的生理状态千差万别，疾病也是五花八门。

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，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。

没有任何一个医生，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，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。

所以，当疾病猝然加之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：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。

其实，人体有你想象不到的强大自愈力。

当人有不适或生病时，自愈力可以敏感地捕捉到人体异常信号，马上调整人体的各种功能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医生治病，只是激发和扶持人类机体的自愈力而已，最终治好疾病的，不是药，而是人们自己。

陈昭妃博士说：

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一个免疫系统的抵抗能力，它就像一个军队在保护一个国家。一但有污染进入我们的身体，不管它是灰尘、一个病毒，还是一个细菌，只要免疫系统有反应，基本上能够把它消除掉。

生命本身就有自动康复的能力，我们只要通过各种方法去唤醒这种能力，就可以治愈身体的疾病。

具体来说，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万物的力量，通过内在的力量来唤醒身体的自愈能力。

真正让生命康复的最大力量不是任何人，不是任何药物，而是自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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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咏（1968年5月3日-2018 年 10 月 25 日）

李咏：你一定要服从这个社会

在我的书《咏远有李》的开篇，我这样写道：比谁都大的就是我们家的“老大”——我女儿，另一个“老大”——我老婆，然后还有我的亲人，家庭是大事。

现在我希望大年三十的晚上能跟父母家人在一起。原来主持春晚，就是希望能让远在新疆的家人看到我，没别的。当父母来到身边以后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他们渐渐变老，我就想别到那个时候，后悔都来不及，他们的日子按月来算、按天来算。有了孩子后，女儿慢慢长大，我才能体会到这些东西，原来体会不到，觉得干吗那么多事儿啊，现在体会到了。

父母有抚养孩子的义务，孩子有赡养父母的义务，这是应该的，是道义问题，不存在谁欠谁的，是一代一代的情感寄托，这是一个道德底线。你说我女儿以后要嫁人，生了孩子叫我姥爷，这我能容忍吗？我不能容忍但我又能阻止得了吗？我挡不住啊。我老婆也是我从她妈那儿夺过来的。

女儿老会问我这为什么、那为什么，她那种求知的兴奋让我感触很大。求知的兴奋劲儿是最关键的，这个真值得我借鉴。我现在不是单纯的求知问题了，我求的东西很多，健康啊、家庭啊这些方面。

所谓家庭幸福，这样的家庭很多。所谓事业成功，我只是在我的领域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，毕竟学这个专业的又从事这个工作，得到相当一部分观众的认可，生活也逐渐地变好，这都是成正比的。所谓空虚，一个人物质到了一定程度会空虚，我有什么本钱空虚？我没本钱空虚。比方说我想多喝点酒，不可以，因为我太太管得严，那就别想了。那我想坐一下“神八”，行吗？你有这个条件吗？我没条件。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空虚，我也不空虚。

我很关注我的“眼睛”，书里有我一张照片，1991年毕业时照的，那时眼睛是很干净的，刚刚要跟社会产生反应。人生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轨迹，但你一定要服从这个社会，就像你要服从地球的吸引力。蹦高点你就不在了？不可能。

2008年5月22日，北京，《幸运52》和《开心辞典》联合打造“奥运文明手势”推广节目。

不想迈入四十岁

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没敢想到四十岁会什么样，我都不想到四十岁。但看着女儿一天天大，你就四十了。躲？躲不过去，所以就教女儿：你爸爸多大了？三十。我听着耳朵舒服。

不敢看身份证，多可怕啊。但是也挺好，这个年龄我对事情有我的一个看法了，我可以去写了。其实7年前就可以出书，说句很俗的话，人在走红的时候、在受关注的时候，出东西是最好的时候。我恰恰没在那个时候出，因为我有定力了。

人在二十到四十岁这个过程一直在认为“我能、我可以”，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，所以一直在做；但四十岁之后可能人慢慢就在做减法，会去想哪些是我真正想要的。这就是世界观和价值观。2004年第一届《梦想中国》，从我提出想法到最后成形，大概五个月。《咏乐会》从开始策划到最后播出，一年多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年龄问题，那个时候“咵”一下就出去了。现在我得想好了，要不是一个外力推我一下，我可能还得再想想。其实也不是犹豫，是把这个事儿颠过来翻过去想明白，识别性更强。过去就觉得很炫就OK，只要精力能达到就行，现在各方面都要看看是不是能达到要求，这就是所谓人生的一个味道——去品茶的年轻人很少，他坐不住，解渴就好。他可能需要一段经历之后，才坐得下来去喝这口茶。

我活得特别简单。十句话别人就能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像下海经商什么的，最忌讳我这样的人，说话一点城府都没有。你说它有没有好处？有，叫做坦率。可在这样一个人际复杂的社会中，不定哪句话（得罪人了），我真的是无意的。所以我就很奇怪，有时候我说一句话，一下子引起一大波的反应。

我有好一阵过不来，我都怕上这个舞台了，我都怕说话了。我太太开导我，说这话是你说的，不管人家怎么说，你就得认，你要不说不就没这后续的所有事情了？这一下让我出来了，是，我都认了，这真的是要去面对的。

其实所谓付出和委屈不成一个比例，付出是小的，因为你做这个工作嘛；得到的还是多的，相当多，我觉得我得到的太多了，心里应该有种满足感，学会去享受现有的这种满足感，别老觉得不够不够。我太太说究竟哪儿不够你说？你还想怎么着？我说对啊，还想要什么啊？

2007年1月27日，央视演播大厅,新版“非常6+1”节目录制现场。李咏在亲手砸蛋。

身价多少亿，不如百姓的口碑

我热爱我的工作，很难得有一件你有兴趣的工作，并且从中得到乐趣。

我的个人品牌价值最高的时候，“中国最有价值主持人”评了5.2亿，那是2006年，“蒙代尔”世界品牌实验室评的。我不知道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，从2003年就开始评，我一直是第一，2004年是两个多亿，2005年是三个多亿，2006年最高，到2008年一下就缩水了，变成三个多亿，但还是第一位。

这个钱在哪里啊？我也没见着，没法兑现。作为一个人际传播者、一个主持人，其实“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”。观众对一个主持人认可的价值，要远远超过这个价值。

你要说我特应该价值第一，那有点不要脸，它也兑现不了，我觉得这是对我无形的一个鞭策、一个动力。

5.2亿的榜出来的时候，早上上班，打开门，门口站一人，给我吓一跳。我说谁啊，对方说“我想找李咏老师借点钱”。他把“身价”和“身家”搞错了。我觉得本来是件挺好玩的事，给你评了值多少多少个亿，可是兑不了现，正因为兑不了现所以不必那么认真。如果没有这个身价出来的话，我开什么车也没有人会注意。

每个月国家给我发工资，为了这工资就得好好工作，没了工资咱干什么？上有老下有小，发我一天工资我就干一天活。人轴有轴的好处，我就是什么轮子上来都行，只要尺寸合适，然后人家一发动就完了。现在，别人的议论不管反面也好正面也好，都不会影响到我。

本文首发于《新周刊》314期，胡赳赳采访整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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